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卢龙本为平州属县，东汉时称为肥如县，隶于辽西郡。

唐武德元年(618年)以后成为平州治所，并于武德二年(619年)改称卢龙县。

天宝二载(743年)于北平郡（即平州）置卢龙军，并于广德元年(763年)升为节度使。

1、卢龙、平卢与幽州

值得注意的是，卢龙军在唐代并非一个，在桂州（属岭南道)亦置有卢龙军。唐末高宗敏即曾任桂州卢龙军散兵马使。

事实上，唐代一军两地的例子并不鲜见。

仅以幽州镇为例，檀州置有威武军，而据《旧唐书》卷一二二《曲環传》，剑南道亦有威武军。

安史之乱后，瀛州置有永宁军，而成德镇辖内深州下博县亦有一永宁军，贞元十年(794年)置。同一军号在两州分置，而且有时两州又相距不远，此现象正是唐代藩镇割据在军制上的反映。

卢龙节度使是平卢沦陷后的产物，虽为承继平卢节度使而设，二镇有一定联系，但却是性质截然不同的节镇。

史书追言前事，往往以卢龙指代平卢。

“上元辛丑岁，叛臣刘展，窃地弄兵。命田神功统卢龙劲卒，涉淮浮江，枭悬魁逆”。

史书中有时亦沿用旧称，以平卢指代卢龙。

比如：

“初，回纥以女妻奚王，大历末，奚乱，杀王，女逃归，道平卢；（朱）滔以锦绣张道，待其至，请为婚，女悦，许焉”。

但卢龙不同于辽西之平卢，更不同于安史之乱后的平卢（或称淄青镇），不能将三者混为一谈。

应该明确，史籍中卢龙节度使有广义、狭义之分，二元体制中“卢龙”为狭义概念。唐代“节度之有军名者称其军名，无者，但称其地”。

2、卢龙节度使与幽州节度使有啥区别？

由于幽州镇军号为卢龙军，故幽州节度使（又称幽州、卢龙节度使)有时亦称卢龙节度使。

试举数例：

广德元年(763年)正月“李怀仙仍故地为幽州、卢龙节度使”。

而永泰元年(765年)五月条则言李怀仙为卢龙节度使。

大历八年(773年)“幽州节度使朱泚遣弟滔将五千精骑诣泾州防秋”。

而同书大历十年(775年)九月条则又称朱泚为卢龙节度使。

太和五年(831年)正月“幽州军乱，逐其帅李载义，立后院副兵马使杨志诚为留后”，幽州军帅即幽州节度使。而二月条则称李载义为卢龙军节度使。

不仅幽州节度使和卢龙节度使可以互称，而且史籍中还多以卢龙指代幽州镇。

“先是（指大历九年），朱泚自范阳入朝，以甲士随。因为凤翔节度，故陇州有卢龙之卒五百人”。按，《册府元龟》卷六八六《牧守部·忠二》则言“范阳戍卒五百人”。

建中三年(782年)三月，“上遣中使发卢龙、恒冀、易定兵万人诣魏州讨田悦”。

元和十四年(819年)，刘总归命中央，“捧幽都四封之图，挈卢龙三军之籍：尽献阙下，高谢人间”。

会昌中，张仲武为幽州节度使，兼东面招抚回鹃使，“表请立石以纪圣功，帝诏德裕为铭，揭碑卢龙，以告后世”。

天祐三年(906年)，“（朱）全忠自将攻沧州，壁长芦。仁恭悉发男子十五以上为兵，…卢龙闾里为空”。

由以上例子可以看出，卢龙概念使用十分混乱，或称幽州，或称幽州卢龙，或称卢龙，名异而实同。

这极易与辽西地区的卢龙节度使造成混淆，为了加以区别，幽州节度使（或称幽州、卢龙节度使)可称为广义的卢龙节度使。辽西地区继平卢而设的节镇可称为狭义的卢龙节度使。

3、幽州节度使与卢龙节度使为何同城办公？

幽州镇衙署在幽州西南部。虽然幽州节度使例兼卢龙节度使，但幽州节度使与卢龙节度使却各有自己独立使衙，表现为一种共城但不同治的特点。

顾颉刚、史念海二先生在《中国疆域沿革史》一书中言“幽州节度使治幽州，卢龙节度使治幽州”。

王永兴先生进一步推测，“幽州节度使可能设在幽州牙城的南部，可以称为南衙；卢龙节度使府位于幽州牙城之北，可以称之为北衙”。

南衙、北衙各有一套使府僚佐系统。

据《房山石经题记汇编》记载，南衙僚佐有南衙兵马使、南衙将判官、幽州衙前讨击使、幽州衙前散将，等等。

北衙有卢龙节度驱使官、卢龙节度巡官、卢龙节度要籍、北衙将判官、北衙右将下百仁将，等等。

当然使府僚佐远不止这些，以上只不过为庞大使府系统中一小部分而已。两个使府僚佐构成及员数可能并无大异。

《新唐书》卷四九下《百官志四下》对节度使僚佐记载十分详细，如下：

行军司马、副使、判官、支使、掌书记、推官、巡官、衙推各一人，同节度使副使十人，馆驿巡官四人，府院法直官、要籍、逐要亲事各一人，随军四人。

节度使封郡王，则有奏记一人；兼观察使，又有判官、支使、推官、巡官、衙推各一人；又兼安抚使，则有副使、判官各一人；兼支度、营田、招讨、经略使，则有副使、判官各一人；支度使复有遣运判官、巡官各一人。

《汇编》中记载两个使府中均有“将判官”一职，据《唐语林》，刘玄佐任节度使时，“乡里姻旧，以地近多归之，司徒（指刘玄佐）不欲私擢居将校之列，又难置于贱卒，尽署为将判官”。

由此可以看出，不仅幽州镇，其他方镇亦有此职。其地位在将校之下，但又远在一般士卒及厮役之上。将判官通常身著绯衫，佩带银鱼袋，“外视荣之，实处在散冗”。并没有什么实权。

由于史籍中对卢龙使府记载较少，加之幽州、卢龙概念使用上的混乱、模糊，长期以来，人们对两个使府间僚佐的迁转、黜陟等都不甚了然。

4、幽州节度使与卢龙节度使属官任命

1994年，在北京市海淀区八里庄唐墓中发现一方碑志。

墓主王公淑，其曾祖王亮曾任幽州节度衙前都虞候，祖父王连曾任卢龙节度要籍，王公淑则历任幽州节度要籍、卢龙节度巡官、幽州节度判官、卢龙留后等。

在一篇碑志中，幽州、卢龙反复对举出现，可见此处的卢龙并非幽州之异称，而为狭义的卢龙概念。

幽州镇作为一个复合型方镇，其使府僚佐的迁转、黜陟与单一型方镇相比有一定程度上的特殊性。

幽州节度使以兼卢龙节度使的特殊身份，拥有对卢龙使府官员的调配、升降的权力。

以王公淑为例，他以白身被“元戎”（即幽州节度使）辟为幽州节度要籍。由于娴于边务，政绩不凡，先被任命为卢龙节度巡官，后又改任幽州节度判官。

卢龙节度使府官员可改任于幽州使府，同样幽州使府官员亦可任职于卢龙，表现为相当程度的流动性，此其第一个特点。

第二，一人可兼职于两个使府，表现为一身两任性。

大和九年(835年)周元长在节度使史元忠幕下任两节度都押衙。

元和中，邓文义任幽州、卢龙两节度家令；第三，两个使府官员在地域上具有间跨性。

严格说来，卢龙节度使辖营、平二州，幽州节度使辖幽、蓟、涿、瀛、莫、檀、妫等州。

但在藩镇割据的条件下，幽州镇内两道地域界限已十分模糊，趋于消泯。

长庆中，节度使刘总归命于中央，建议三分幽州镇，以幽、涿、营三州为一道，以平、蓟、妫、檀四州为一道，瀛、莫二州为一道。此分割方案便完全打破了两节度使地域界限。

咸通中，节度使张允伸之弟张允皋曾以蓟州刺史兼蓟、檀、平三州马步都横巡使，张允皋巡察区域不仅包括幽州节度使辖境，还包括卢龙节度使辖区一部分。

5、卢龙节度使与卢龙留后

卢龙节度使府虽在幽州，但在平州却设有卢龙留后。

唐制，节度使或出征或入朝或死而未有代，往往设有留后。前引王公淑即曾以平州刺史、柳城军使充卢龙留后。

按：

柳城军位于平州，据《旧唐书·朱泚传》，宝应中，伪署范阳节度使李怀仙即任命朱泚父朱怀珪为柳城军使，则宝应以前平州已有柳城军。

平州另有一卢龙军，为幽州镇两个直辖军之一，与幽州经略军都由节度使兼任军使。

卢龙军虽驻于平州，但平州刺史却无权指挥调度，故平州刺史多兼任柳城军军使。

前面已讲到幽州节度使（即幽州、卢龙节度使）有时亦称为卢龙节度使，故幽州留后有时亦称为卢龙留后。

据《通鉴》记载，大中三年(849年)四月以张直方为卢龙留后。

《旧唐书·宣宗纪》则言大中三年十一月“幽州军乱，逐其留后张直方，军人推其衙将周琳为留后”。

按：

六月即诏命以张直方为节度使，此犹言留后，有误。

但有一点可以明确，《通鉴》大中三年四月张直方之所任卢龙留后实即幽州留后。

《旧唐书·张直方传》所言“（仲武）子直方以幽州节度副使袭父位”可佐证。

还比如，大和五年(831年)二月以杨志诚为卢龙留后，四月条又称杨为幽州节度使。

此卢龙留后依广义的卢龙节度使之例，可称为广义的卢龙留后。

但王公淑所任卢龙留后不是此类，决非幽州留后之异称。幽州镇治于幽州，假如王公淑为幽州留后，决无以平州刺史充之的道理。

此辽西地区之卢龙留后可称之为狭义的卢龙留后。

其设置情况比较复杂，它与幽州留后或分置或由一人兼之，分置之时，卢龙留后驻于平州兼任平州刺史、柳城军使。

但此类卢龙留后可能并非常置，但亦决非偶然现象。纵观幽州历史，卢龙留后多以幽州留后兼领，此时无疑当驻节于幽州。

据史书记载：

大历十年(775年)春正月，“朱泚表请留阙下，以弟朱滔知幽州、卢龙留后”。会昌二年(842年)，唐廷以抚王李统为幽州大都督府长史，充幽州、卢龙节度大使。“以雄武军使张绛（当为张仲武）检校左散骑常侍，兼幽州左司马，知两使留后”。

此处两使留后无疑指幽州留后和卢龙留后。

幽州节度使与卢龙节度使形式上为相对独立的两道，但自二元体制形成伊始，幽州、卢龙已处于不对等地位，在二元的框架下实际运作中却有趋于一元的态势。

在唐廷诏敕及唐人作品中往往将幽州和卢龙视为一体，统以卢龙称之。

幽州、卢龙概念使用上的混乱正是其反映。幽州镇中虽然有两套使府僚佐，但官员在升迁、黜陟中表现出来的流动性、一身两任性和地域上的间跨性等特点，显现出两道界限已趋于合一。

在一个节度使、一个监军使的统一领导下，两道事实上已混而为一，形成了二元一体的格局。

6、卢龙节度使与平卢节度使

前面我们提到卢龙脱胎于平卢，幽州与平卢的关系对二元体制的产生发挥了直接和巨大的影响，故二元体制深深打上了幽州、平卢的烙印。

开元时代，平卢地区人口稀少，生产落后，加之处于战争前沿，长期以来军粮民食即不能自给，需要中央调拨供应。

“平卢镇之兵力如果没有来自镇外的大量补给，就无法维持下去。”

唐为此设置了海运使，以江准、青齐等地的粟米绢帛以供“幽、平之军”。除此之外，幽州亦是供输渠道之一。

唐初，已开辟了从幽州到平州的航运专线。贞观十八年(644年)太宗伐高丽，以幽州为供输基地，任命韦挺为馈运使。韦挺买米造船，运米而进，六百余艘船自幽州下桑干河（今永定河故道，凉水河、凤河一线)，东沿曹操所凿河渠和辽西新河，至卢思台（今山海关西南部卸粮台，唐时属平州)。

开天之世之航线大概即循此故道。平州马城县有一海阳城，开元二十八年(740年)设置，其目的是“以通水运”。

安史之乱后，河北割据，形同化外，幽州镇外援断绝，军资粮秣不得不由本镇筹划解决。在此情况下，平、营二州只有全部仰赖于幽州，其依赖性较开元天宝时代更甚。

幽州镇设立了“船舫使”，其下设置船舫将、船舫副将等，负责漕运事宜，漕运规模巨大，事务殷繁，“舳舻往返万斛者千艘”。

因此，终唐之世，平、营地区在经济上对幽州有很强的依赖关系。安史之乱后，幽州进而控制了卢龙的经济命脉。卢龙使府设在幽州，而不在平州，除了军事安全考虑外，平州无力保证和供应使府僚佐庞大开支当亦为一个主要原因。

开天时代平卢已有成为范阳（幽州)附庸的趋向。

开元二十一年(733年)前后，乌知义任平卢节度使，而其身份不过为幽州节度使属下一员“副将”或“裨将”。二十四年(736年)，史容干（即史思明）诱骗奚人良将琐高人平卢，献给军使裴休子。裴休子全部坑杀琐高的从兵，对琐高却不敢擅自处置，“执琐高送幽州”。

此时幽州僚佐和平卢僚佐于两镇间流动迁转，已具幽州镇时期幽州和卢龙关系之雏形。例如李休烈任范阳节度经略副使兼节度都虞候，转平卢节度副使兼都虞候，每自出师，皆知两节马步。

应该承认，幽州镇二元体制的统治模式是相当成功的。

此体制对后世亦产生了重要影响。五代、辽（契丹）在幽燕地区之建置直接效法于此。辽太祖天赞二年(923年)契丹攻克平州，沿袭唐制，以平州为卢龙军，设卢龙军节度使。在取得幽、蓟诸州后，设南京道，以平、营、滦三州隶之，并兼领卢龙军。

辽圣宗开泰元年(1012年)落卢龙军额，至此二元体制才寿终正寝。从广德元年（763年)至开泰元年(1012年)存在了近二百五十年。

长庆中，幽州节度使刘总归命于中央，建议三分幽州镇，以幽、涿、营三州为一道，以平、蓟、妫、檀四州为一道，瀛、莫二州为一道。

但唐廷为加强朝命节度使张弘靖的权力，只部分采纳了刘总的建议，只把瀛、莫二州析出，设立瀛莫都防御观察使，后又升格为瀛莫节度使。但旋即河北复叛，瀛、莫二州又归并于幽州镇。

唐末昭宗光化元年(898年)，幽州镇兼并了义昌镇，取得了沧、景、德三州，义昌镇成为幽州的属镇。至此，幽州镇的组织体制又有所变化。

以上三次幽州镇的组织体制的变化，持续时间很短，影响都不大，只不过为幽州镇历史上一个插曲而已。

（正文完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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